【邮箱里的灯光（《骑驴找马》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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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里的灯光（《骑驴找马》修订版）】

本书中以我与学生间的40封通信的形式，解决了现代年轻人碰到的6大问题：考研、出国、就业何去何从；金钱、爱情、代沟谁是谁非？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人生的问题，希望通过这些故事，照亮所有人的前程。
　　　　　　　　　　　　　　　　　　　　　　　　　　　　　?——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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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邮箱里的思想批判

论“人才价值不平均率”
亲爱的徐老师：
　　我现在江苏的一所大学教书，副教授职称，因为想考博士，所以现在在复旦大学读访问学者，准备下学期考博。我现在有些迷茫。
　　我属于你说的那种30多岁反而又不知自己适合干什么了那种人，很是惭愧。在高校?
教书，我感觉就像是提前退休一样，待遇一般，而且我研究生读的是工商管理，教学没有实践经验，还是有些缺憾。
　　如果放弃读博，到企业去干，就得放弃教学，我现在还是拿不准。但是如果拿出三年的时间去读博士，就为了写博士论文。国内的博士你也是知道的，因此，付出的代价很大，包括家庭、孩子、自己的年龄。我四年前拿到了全国注册评估师资格，也一直没从业，也没什么经验。
　　如果读博士，还是不能做这个，很是可惜，就在读博士这个问题上，我还是犹豫，当然如果在高校待着，读了博士应该比不读有用，起码将来评职称等有用。
　　面对这些选择，我真的不知道头绪在哪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此，现在有些迷茫，请您百忙中赐教。
　　你的读者：
　　迷茫的副教授
　　亲爱的迷茫的副教授：
　　你的来信虽然简短，但你提出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你的迷茫，简直让普通人感到失望！一个32岁的副教授，是成功的典型和榜样，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有什么可犹豫迷茫的？这不是没病找病嘛？
　　诗曰：教授不知愁滋味，为考博士强说愁！……
　　但是我知道你的痛苦有普遍性。你的痛苦，表面上是面临几个好的选择，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好——大学、企业？博士、商人？教授、经理？但实际上你的心灵深处，隐藏着的，是对中国目前存在的“人才价值不平均率”的无奈和苦恼。让我来揭开导致你人生选择困惑的现实病根，也许对你下一步人生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或者说，在一个社会发展走过了转型期的社会，比如欧美日本，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可能也会有“企业”还是“大学”、“经商”还是“从政”、“学术”还是“应用”之间的两难选择和困惑。但是，在那里，人才的价值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人才价值平均率”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社会对于人才的综合报酬，基本是平均的。
　　在这样的社会，一个优秀人才假如选择去企业做，工资回报可能比较高，但风险加压力，有些人就宁可选择大学；在大学，虽然精神的自由加生活的宁静是经理人和企业家的梦想，但更有人愿意放弃这种自由和宁静，到市场上去追逐枪林弹雨，冒险满足自己对于财富的无限野心与抱负。
　　在这些发达国家，无论在政府、企业，还是在学术单位，无论是首都、发达地区，还是在边远落后地区(美国、加拿大也有一般人不爱去的地方)，可比人群的以经济收入为核心的综合酬劳基本是平均的。虽然不同地方工资有高有低，但是，那里并不存在中国这个急剧发展的社会所独有一种非常奇怪而不公平的“人才价值不平均率”。
　　让我来给我自己发明的这个名词一个解释吧：什么叫“人才价值不平均率”？人才价值不平均率，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报酬体系严重失衡现象。同一个人，同一样工作，在政府、学术机构、国营企业、外企、私企、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之间，可能获得的报酬，就可能相差好几个级别、落后好几个时代。
　　别说我的理论是生编硬造，事实上，我的理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发展！根据我老人家高小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知道马克思曾经揭示过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资本利润平均率”——自由竞争使得市场各行各业的利润率趋于平均。一个行业有暴利，资本就滚滚而来，于是导致这个暴利下降；一个行业利润薄，资本就滔滔而去，于是使得这里的薄利渐渐变肥……看不见的手，在调整着社会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平均率”。
　　既然金钱资本的利润有一个平均率，那么，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本——“人才”的利润，也就是人才的价值，显然应该也有一个平均率。经济行为中最大的成本和利润都和人才有关。人才价值平均率，所以是发达市场经济中一个铁定的规律。
　　更令人羡慕的是，发达社会的人才，总是处在政府、企业、学校、地域之间的高度自由流通、高度激烈竞争、不断争抢攀比的过程中。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还是企业，“边远”地区，要留住人才，就必须不断在人才价格(工资)与价值(待遇，包括非物质因素)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人才价值平均率”。
　　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个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各阶层都处在迅速变革与转型中。变革与转型的本质，就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调整。官商垄断和权力寻租造成巨大的不公平现象，使得中国“资本利润平均率”首先还没有形成。而在人才领域，人才价值报酬体系的不对称现象就更加严重。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小贪官，他庄严而愤慨地告诉我：“要让作为工商管理科长的我心态平衡，至少要给我两万一个月的工资，而不是现在的两千。凭什么被我们管制的对象却挣那么多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使得民企外企先富起来、国企改革试点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一地区不同行业先富起来、同一政府不同部门先富起来、浙江的民间先富起来、上海的政府先富起来、国家重点给钱的北大清华先富起来、“长江学者计划”说白了就是高薪教授先富起来……在这个到处都有“先富起来”的国度里，如果你处在“先富起来”的天平一侧，你就会在获得心理平衡的同时，给天平另外一侧，造成严重的不平衡。
　　“人才价值不平均率”，在中国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社会各界心态不平衡、你本人在企业和大学之间徘徊、在管理与教学之间烦恼的原因。这个现象的存在，也许是暂时的。但对于今日的奋斗者们，它的现实存在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颠覆了人们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的心态平衡，使得本来就倍受计划经济社会不公平之压的中国知识分子，痛感自由经济市场，居然也如此不公平。
　　公平吗？我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了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人”公平选择的机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你也许可以说中国的机会并不平等。但是，就在你怨天尤人的这一瞬间，中国又有多少赤手空拳的农民企业家、贫民奋斗者，登上了福布斯财富排行榜、走进了政协和人大会堂、成为了这个时代骄傲和榜样啊！
　　不要等到社会“彻底”公平了在来追求你之于他人的不公平。而要在机会刚刚露面的时候，象鳄鱼猛虎、象狡兔野狐、象黄蜂犀鹰，稳准狠、快敏捷地扑杀过去。
　　这是一个不同体制并存、不同价值共生、不同思想共鸣的时代。体制、价值和思想的不同，导致了个人、甚至政府选择不同。不同思想价值观驱动下的选择的不同，则导致了人才价值的不均等。以我最熟悉的教育领域而言：无数民办学校老师上一天课的报酬，往往会超过同一地区官办学校老师一周甚至一月的工资；许多脱离了政府而进入企业、离开了国营公司而进入私企和外企的踏浪赶海的勇敢者，一个月之后，一个月的收入，每每可能超过先前雇主那里一年的薪水！
　　在这个多种经济形式、多种雇佣关系、多种发展水平并存的中国，“人才价值不平均率”，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刺激和摇晃着许多本来心安理得、风平浪静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得他们在简单的算术面前，失去了心理的平衡！
　　80年代嘲笑别人“下海”呛水的枯干的笑声，还没有从耳边消失，21世纪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崛起的一代新人，已经带着惊人的财富远航归来！呜——呜——呜，这是财富的呼叫，这是价值的凯歌，这是地位的荣耀——呜、呜、呜——很多人，居然把胜利的号角，吹到了国家政府最高殿堂里，作为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在政协人大会议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平起平坐，举杯相庆，共商大计，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一代天骄！
　　一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无非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在五百元月薪离家近和六百月薪离家远之间“困难”地徘徊。但一个从事复杂劳动的知识型人才就完全同了，他在A处可能只值一个月一千人民币，但他在B处，可能就会值一万人民币。人才价值，一夜之间升值十倍甚至更高的现象，在中国早已被没有升值的人看在眼里，痒在心里，虽然司空见惯，但依然五内俱焚。
　　我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才。你知道了自己的潜在利润，但你却没有及时跳向天平另外一端。虽然没有人阻止你寻求自己更大价值，但传统的稳定、安全、回避风险意识、害怕挑战的心态都会成为你实现自身更高利润最大价值的敌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政府机关和公司企业这三个主要就业范畴，存在着惊人的人才利润失衡：
　　1，政府机构：薪水最薄、但权力、地位、福利以及公款消费的种种实惠，使许多人欲罢不能(有一次我在一个游泳池边的小卖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买了一条女泳裤，让人开的发票是：国务院国有资产办公室，“办公用品”。这不叫腐败，这只是“实惠”。这样的人假如去外企，至少女裤必须自己掏裤兜买了！所以他不下海)；
　　2，学术科研机构：虽然工资低，福利薄，权力小，地位差，但总有知识分子最在意的人生自由与充足时间，有相对宽阔的精神空间，对于很大一部分人，也有业余创收兼职赚外快的可能。所以人们一边愤愤于外面的花花世界一边又恋恋于自己的教研室(我认识一些法律、经济和管理的教授们，他们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成为大学教授人才价值不平均率的受惠一方。这样的教授存在而你不属于之列，就会严重失衡)；
　　3，外企私企或自己创建的企业：这个时代最性感的去处、最撩人的部位、最拥挤的乐园，也是人才最宽广的天地，但是，企业的风险、经营的压力、商场的“污浊”以及金钱必然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念、人格心理、素质组合、应对能力……往往又形成生硬而疼痛的挑战。离开北大创业成功的固然有俞敏洪这样的人，但也有俞敏洪的同龄校友长安卖肉的陆步轩。(卖肉本身并不错。但着意选择卖肉的人是刀俎，被迫无奈卖肉的人是鱼肉。)
　　在这个三大职业范畴内，人才互相流通具有相当的困难。各种政策壁垒固然糟糕，但最糟糕的，则是人才自身的调整和适应能力。官场上呆久的人，很难在商场上生存和发展；学术机构泡出来的人，虽然有向往企业活力的心思但本身可能已经失去职场竞争必须的活力。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时代对于人才最要命的现象：明知深山有宝，明明看见无数人从深山寻宝回来手里拿着一把把金的和银的，但一旦自己真的要走进深山却又害怕路隘林深、动物凶猛。假如时代不变、世界不变、人才价值体系一百年不变，许多人可能反而会过得更加轻松愉快。但机会和财富、欲望和挑逗，终于在二十一世纪交叉的今天，永远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伪造的精神世外桃园——在这个充满主动与强迫选择的新世界里，一个稍微有点欲望和精神的人，除了面对毫无选择的选择与被选择，你别无选择！
　　如何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如何把自己的才能兑现了人民币？如何在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满足自己的欲望？如何捕捉漫天飞舞的豪宅、香车、美元、美女、美食？到底是搞管理、做咨询、当教授、考博士、做学术……？
　　在这个价值急剧变幻的时代，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
　　问题是：到底什么，自己过去半生追求的价值，在今天，是否还有价值？
　　问题是：什么价值，才是自己愿意追求的价值？
　　问题是：自己重新认定并决心追求的价值，自身是否有能力去追求并获得？
　　我相信这就是你来信所流露的那种面对选择的无奈和烦恼。体制的约束、心理的惯性、性格的障碍、能力的局限、金钱的诱惑、清高的快感……无一不在折磨着我们的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们。
　　根据你的情况，我想对你稍做分析，并提出我的建议。我的分析，就建立在我的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新贡献的“人才价值不平均”理论之上。我相信，我的分析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